别说指挥塔吊，就是建筑工地，我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跨进。工地上高耸的塔吊，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小山似的沙石料堆和彩钢板盖顶的钢筋棚，让人既新鲜又陌生；帅气十足的信号员，头戴安全帽手持对讲机，对着塔吊司机发出一道道指令，让人羡慕不己。

没想到我也将要成为一名信号员，只是58岁的我青春不再，帅气更无，又是在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情况下被赶上鸭子架，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远在杭州的大哥时，电话的另一端传来大哥沉稳又略带沙哑的声音：“你可要知道这项工作责任重大，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和马虎，千万要安全第一，不懂的地方，向人请教，一个星期要向我报告一次你的工作情况。”大哥搞工程多年，他知道信号员的责任，所以一再叮嘱我。我深知这是他对我的厚爱和关心，我暗下决心：决不能比年轻人干得差！

就这样，面对着周经理的信任，牢记着亲人的叮嘱，满怀着自信，在质疑甚至是忌妒的睽睽众目下，我头带着黄色安全帽，手持着半旧的对讲机，开始了我始于58岁的信号员历程。

第一天的工作还顺利。由于中建八局配备的塔吊司机春节后还未上班，周经理在工人中找个司机操作。这个“临时工”也是故乡人，对我很热情，教我如何使用对讲机，发口令要简短等，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白天的工作。

想不到的是，晚上又要我加班浇混凝土，把装满混凝土的大铁罐用塔吊送到一个空间十分狭窄的作业面。这也许是对我第一天的学习和工作实践进行的一次考试吧！我提前来到施工现场，选好指挥位置，打开对讲机，调试好频道，向塔吊司机发出“开始”的口令。

借助灯光，我两眼紧盯着从塔臂下滑过来的装满混凝土的沉重的大铁罐，沉着地调整着操作口令，唯恐落点不准致使工人浇灌费劲甚至发生工伤事故，还担心塔臂旋转的角度出现偏差发生碰撞，这可是夜间施工啊！我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别慌，安全第一！

当最后一罐混凝土浇完将空罐起吊后，那位负责打开罐门的工友向我树起了大拇指：“虽说头一次，（指挥得）不错！很到位！比从前浇灌省劲多了。”听着工友的称赞，我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可是我高兴得过早了，中建八局的塔吊司机上班后，我这个年老的新兵面临的难题也接踵而至。

第一个是使用的口令。他们专职司机有着专用口令。如“往前送”“ 往后退” 他们的口令是“小车往前跑”“ 小车往后跑”，塔臂转动的口令是大臂“往左转”或“往右转” 等等。在之前和“临时工”司机作搭档时，使用的口令是随口而出的口语，与“临时工”司机又是老乡，我发的口令即使有时词不达意，他也能心领神会，从没有出现过失误。

因此“临时工”司机也从未对我讲过关于口令如何规范之类的问题，也许他也是个没受过正规培训的“土八路”吧！可是在“正规军”面前，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我的新搭档是一个来自甘肃的小伙子，姓康名玺，因“玺”与“熙”读音相近，大家都称他“康熙”，后来干脆称他“皇上”。这位“皇上”还是个“童子鸡”，对我这个比他父亲年龄还大几岁的新搭挡似乎不太欢迎，起码说是不欣赏，甚至有点根本就看不起。

在口令用语的问题上，我当初也许是太自信或是忽略，没主动地与他关于此事进行沟通、交流，但绝不是年老桀傲看不起年轻人的缘故，因为从与他开始搭挡起，我就称他“康师傅”，凡是与我共事且有一技之长的，我都尊称“师傅”，可是这个师傅对此并不领情。对我使用的非专业的口令用语，再加上口音上的差异，虽然我们都讲着带地方口音的普通话，他有时听起来还是一头雾水。

问题出现了，他也不主动指出问题所在，我只感觉那阵子工作干得很别扭。直到他们的领导来到后，我在他领导跟前告了他一状，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是后话。

第二个难题就是我这个老年新兵如何能被“正规军”接受。前面所述己涉及到这个问题，现在又作为一个难题专题来讲，是因为问题不单是来自“皇上”，还有他的“满朝文武”。当时工地上立了两座塔吊，东西各一，每个塔吊两名司机，一个队长负责管理，共五个人。我负责东边的塔吊，西面的由一个叫郭庆的年轻人负责。

一天下午，郭庆不知何故离开了工地，而工地上又正是最忙的时候。一位木工师傅让我喊一下西塔吊的司机，要吊送一捆模板，我把对讲机调到西塔吊使用的频道，向正操作的刘师傅说明了情况，却不料刘师傅冷冷地回应：“管好你那边，不要管不该你管的事！”这件事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向他们的赵队长，告了“皇上”的状之后，当天下午赵队长就亲自登上那台37米高的塔吊，与我合演了一个下午的对手戏。很明显赵队长是想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更主要的是想摸清我的指挥水平。

怎么办？难道在这几个“正规军”跟前认输？不，绝对不能。我要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让那些质疑的目光变为惊叹，以“高效率、无事故”的实绩让那些忌妒的目光变为钦佩，在那些“看不起”的人们面前体现自身的价值，赢回我这个58岁的老头子应有的自尊！我要在向他们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得到他们的认可，融入他们的编队，与他们一起携手攀登这座莱芜市标志性建筑的最高点。

这一切都要先从自身做起。当别人对你产生误解，甚至有意发难的时候，还是先检查一下自已的行为有哪些不足而需要改进；当你想赢得他人尊重的时候，首先要做到尊重他人。只有从发自内心的去尊重他人关心他人，自已才能被他人接受、被他人尊重、被他人关心。

在赵队长跟前告了“皇上”的状之后，“皇上”也向赵队长吐露了关于口令语言存在的问题，经过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口令用语迎刃而解。“皇上”的“龙眉”虽时仍有皱，可工作中与我的配合可谓“空前地默契”。经打听我的另一个搭挡齐师傅，才知道因为我的一状，赵队长把“皇上”狠狠地批评一顿，骂他毛蛋孩子不懂尊老爱老。

我听后颇感内疚，于是下班后找到赵队长，告诉他“皇上”工作己有长进，建议他以后对年轻人要多表扬鼓励。赵队长乐呵呵地接受了。从那以后，“皇上”在与我交流也时常“龙颜”和悦，工作中默契而和谐。

使得刘师傅改变对我的看法的直接原因是缘于一起小的事故。事故的起因是刘师傅的吊头出现了故障，他把吊头落到地上，郭庆准备检查故障的情况。恰巧当时我也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起吊，起吊后我也赶过去帮忙排除故障。

故障排除完之后，将钢丝绳归凹槽的时候，我正用手使劲地往凹槽里拉，刘师傅在没有得到地面指挥口令的情况下突然开机提升，我的手指被挤进凹槽内。幸好他是慢档起步，我的手指也刚进入边缘，郭庆和其他几位在场的工人也都慌忙过来，刘在驾驶楼里也看到地面出了事，及时地刹车；幸好我那天带的是双层手套，在众人的帮助下，我的手指慢慢地抽了出来。

几个年轻的工人指着刘师傅大声叫骂，并要他下来非揍他一顿不可，被我制止了。刘师傅虽是有违规之嫌但并不是故意为之，有惊无险的事过去就算了，何必要再穷追不舍肆意扩大事态呢？下班后刘师傅找到我，询问伤的情况，我伸出手告诉他并无伤害，并真诚地告诉他是自已没有经验才导致了这场有惊无险的事故。他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

在“正规军”中，我认识最晚的是祁瑞祥，一个刚满18岁就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甘肃籍的瘦长青年。到莱芜工地前刚经过半个月的技术培训，来到工地放下行李就爬上了塔吊，当时正是齐德华师傅当班，我在地面指挥。又吊了几起材料后，齐师傅下来找到我说：“小伙子是个新手，刚学会操作，你指挥时多留心。”“口令用语给他讲了吗？”我问。因为从前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所以我特地问道。“讲过了。”显然，刚才的几吊材料是在齐师傅的指点下由小伙子操作完成的。

虽然我在地面他在空中，从塔臂的旋转和小车的退进，都能看出小伙子是小心翼翼地操作。尽管这样，第二天还是闯了大祸。因头天夜里浇混凝土我干了一夜，笫二天中午休息，地面无人指挥，手不应心的小伙子操作中出现慌乱，与西塔吊的钢丝绳绞在了一起，险些酿成大的事故。

在此后，几乎每天都要挨批评的日子里，这个倔强的小伙子没掉过一滴眼泪，更没退缩。我很同情这个稚气未脱就远离亲人独自谋生的年轻人，更赞赏他的好强与刚毅，也可怜他的清贫。一有空总想对他说几句鼓励的话以慰藉他稚嫩又单纯的心灵。

为了帮助他熟练技术，利用工作的间隙陪他练习起、落、旋转的操作。很快他的技术有了很大的长进。有一次夜间浇混凝土，轮到他上机操作，因需要连续工作一整夜，我怕他下半夜精力不支，想请赵队长下半夜换另一位师傅，他急红了脸对我说：“你千万不要给赵队长讲这事，我能行，你放心好了。”看他坚决的态度我只好作罢。果然整个夜晚他都全神贯注，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离开工地一个多月后，不知他从何处打听到了我家的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己领了两个月的工资，给妈妈寄去一半，从另一半中拿出500元买了部手机，就是用新买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遗憾的是他的手机号搞丢了，我的座机也停了，后来再没有联糸过。

楼层日渐长高，信号员的责任也越来越重。高耸的楼层和密密麻麻的脚手架以及绿色的安全网，限制了塔吊司机的视野，在地面起吊的器材往往是在司机目光所不能及的地方。

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更要求信号员要细心的观察准确的判断和及时的与司机师傅沟通，而不是靠几个简单的“起”、 “落”等口令来完成的。为此，我首先把要吊的器材的名称、形状、所处的位置、估计重量、周围的障碍物等有关情况一一与司机师傅交代清楚，让他们操作时心中有数，然后再发出“起勾”的口令。由于与司机师傅心照不宣的达成默契，所以工作中从未出现过差错。

工地上最头疼的活就是用塔吊吊着地泵管浇混凝土，每次都是晚上作业，每次又都是要我指挥。白天在工地奔波一天，晚上再连续干一夜，凭我的年纪真是难以承受的。我也曾几次向负责施工的黄经理提出建议，以后再浇混凝土，作业面在西塔吊的范围内由郭庆指挥，东边的我指挥。

可黄经理死活不同意，说郭庆还是个孩子，交给他不放心，有你干我放心。最后又用商量的口气说：“辛苦一下吧老大哥，也权当帮我的忙！”黄经理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我只好又拿起对讲机，系紧安全帽，迈着有些沉重的双脚，站到已捆绑好的泵喷管的塔臂下。

有一次夜间浇五楼的楼顶，刚浇一半突然雷电齐鸣，大雨倾盆，事先一点防雨的准备也没有，顿时浑身象个落汤鸡，幸亏头上有顶安全帽。当从库房拿来雨衣时，早已失去了更换的必要，就这样我和年轻工人一起坚持到浇灌结束。

当我指挥着卸完泵管，最后走下临时扶梯时，天已大亮。黄经理特地给我端来一杯烧酒，让我祛寒，我一饮而尽，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强咽下的心酸，也有对黄经理的感激，可是更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付出终于赢得了应有的尊重。

芒种过去几天了，家里又到了麦子收获的季节。同村的魏二哥早就等得迫不及待。我本来己经与照相馆的摄影师讲好，让他带着相机到工地，为我拍一张照片作为纪念，背景早已选好：远景是逶迤的群山，近景是高耸的塔吊和舒展的塔臂及正吊起的施工材料，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我正手持对讲机对稳坐在塔楼里的司机师傅下达指令，这是多么精彩的一瞬间！

可是，麦场就是战场，家乡的责任田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还不能放弃！工地虽然是块热土，但“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我还是与魏二哥一起于旧历五月初一的早晨，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为了弥补没有拍成照片的遗憾，特地把我工作时戴的安全帽带回家，算作我此生中从事信号员工作历程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