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月下旬起，一场严峻的限电潮席卷全国。
在这场电力紧缺背后，作为火力发电主要燃料的煤炭，实为绝对的主角，因为缺电始自缺煤。
然而可预见的是，煤炭供需紧张的压力难以瞬时缓解，即将来临的冷冬供暖需求下，国内用煤量难降。为缓燃“煤”之急，一系列增量增产措施近期密集出台，中国煤炭城担起了煤炭保供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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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榆林原煤产量领跑
据《煤炭工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全国煤炭开发总体布局是压缩东部、限制中部和东北、优化西部。
以此次电荒严重的东北三省为例，《规划》表示东北地区已开发强度大，接续资源多在深部，投资效益降低，从严控制接续煤矿建设。
在此规划指引下，近年来，黑、吉、辽三省多处煤矿因亏损严重、开采条件不佳被关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东北三省2015年煤炭产量合计1.34亿吨，而到了2020年这一数值已降至0.93亿吨，缩减约31%。
东北煤炭产量缩减的同时，国内的煤炭生产重心正加快向资源禀赋好、开采条件好的“晋陕蒙地区集中”。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统计，2020年全国原煤产量39.0亿吨，同比增长1.4%。其中，晋陕蒙三省（区）原煤产量27.9亿吨，占全国产量的71.5%。同时，全国煤炭净调出省（区）减少到晋陕蒙新4个省（区），其中，晋陕蒙调出煤炭17.3亿吨左右。
具体到城市层面而言，2020年中国原煤产量最多的10座城市依次为鄂尔多斯、榆林、朔州、吕梁、长治、大同、晋城、昌吉州、锡林郭勒和晋中。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受数据可得性限制，鄂尔多斯、晋城、晋中3市的统计口径为全市全社会原煤产量，而其余7市的统计口径为全市规上工业企业原煤产量。
统计口径虽略有差异，但考虑到近年来国内煤炭生产结构调整，规模化水平显著提升，尤其是2020年规上煤炭企业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已接近98.5%，因而实际上两种统计口径下的数据值已十分接近，数据比较仍具参考价值。
2020年，“煤都”鄂尔多斯全市全社会原煤产量达到65834万吨，高居全国第一。
鄂尔多斯之后，中国能源重地——榆林以51709万吨的原煤产量次之。
从原煤产量来看，鄂尔多斯、榆林二市领先优势明显。中国十大煤炭城市中，仅鄂榆二市2020年原煤产量突破5亿吨，两地原煤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达到3成，而剩余8市的同期产量均不及2亿吨。
从地域分布来看，中国十大煤炭城市全都分布在晋陕蒙新4个省（区），其中山西占了6个座席，内蒙古占了2个，陕西和新疆则各分享一个席位，而这与前文所述的煤炭生产重心转移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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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鄂尔多斯煤炭行业产值大涨50%
在煤炭缺口显著的当下，中国煤炭城自然承担起了保供的重任。
近日，山西省煤电油气运协调保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明确省内98座保供煤矿今年四季度可按拟核增后的产能组织生产，另有51座已完成全年产量的煤矿可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继续生产。
据该通知测算，这些措施可在四季度带来2867.5万吨的煤炭增量，增量规模相当于山西省2020年四季度煤炭产量的10%。
无独有偶，内蒙古能源局近日也发布紧急通知，允许辖内72处被列入国家具备核增潜力名单的煤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即日起，可临时按照拟核增后的产能组织生产，共计核增产能9835万吨/年。
据中国煤炭市场网监测的数据显示，10月以来，鄂尔多斯日均产量达到219万吨，较9月份日均增加25万吨。截至10月10日，鄂尔多斯全市正常生产煤矿229座，产能超过6.5亿吨/年。单日最高产量达到234.2万吨，创年内新高。
内蒙古鄂尔多斯，采煤机正在进行无人开采/视觉中国
煤炭产量仅次于鄂尔多斯的榆林，也在全力增产增供。
据榆林市发改委消息，截至9月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市获批核增产能1720万吨/年，正在继续梳理上报符合条件煤矿的核增申请。
此外，对于下达榆林的2662万吨煤炭保供任务，榆林市发改委要求纳入保供范围的煤炭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履行保供任务，一经发现，将采取通报、纳入失信企业名单、不予核增产能等承接措施。
煤炭紧俏，价格屡创新高的背景下，中国煤炭城有望迎来经济发展的机遇期。
据榆林市统计局分析，榆林市全年的经济形势如何关键取决于二产的发展形势，二产看工业，工业看能源，能源看煤炭，煤炭给工业经济的贡献达到六成。
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同比增长36.7%。而从企业效益看，受煤炭价格上涨拉动，全市直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9.4亿元，同比增长136.6%，两年平均增长44.0%
鄂尔多斯市统计局也表示，煤炭行业占据全市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煤炭价格上涨有效拉动工业经济快速增长。
据鄂尔多斯市统计局数据，今年上半年，鄂尔多斯市规上企业煤炭产量虽仅同比微增2.7%，但受价格大幅上涨影响，煤炭行业产值同比大涨51.2%，拉动规模工业增加值总量增长8.4个百分点。此外，煤炭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倍，拉动工业利润总额增长112个百分点，成为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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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城市的退煤阵痛
然而煤炭作为大宗商品，始终摆脱不了周期的宿命。
一般而言，一个周期从下游的旺盛需求开始，拉动煤价上涨，之后随着新建煤矿的大量投产，煤炭供给增加，煤炭价格将会逐步从高位回落，煤炭行业步入下跌周期。
此外，在更长周期的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上，退煤会是中国必将经历的转型。
多名分析人士判断，“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抑制煤炭消费增速，预计煤炭消费在 2025 年前后实现达峰，之后逐步下降。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测算，到2025年，全国煤炭消费量控制在42亿吨左右，此后将出现消费拐点，“十五五”期间逐渐回落。
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也将经历一个变化过程。
2020年，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约为57%。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测算，随着中国能源消费革命的推进，到2025年煤炭消费占比将降至 50%以下，到2030年，煤炭需求占比将进一步降至40%左右。
而在未来逐步退煤过程中，产煤大市势必历经转型阵痛，这些地方少有其他支柱型工业支撑，煤炭几乎就是当地工业经济的代名词。
以2020年原煤产量排名第三的朔州为例，2020年，朔州全市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1037.5亿元，而其中煤炭行业的营业收入就达到760.0亿元，占比超过7成。
此外，吕梁、晋中、晋城等煤炭城市也面临单一产业结构难题，煤炭工业营业收入占规上工业的比重全都在45-50%之间。
如此仰仗煤炭的工业经济结构，在日后的退煤过程中，势必会面临打击。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杨富强建议，产煤大省的能源产业现在就要“干脆转”，发展非煤产业，如山西省可大力发展页岩气以及新兴产业。
常年研究能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邵帅也建议，煤炭城市需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向产业多样化方向发展，从而逐渐减少对煤炭产业的路径依赖，走技术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