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印钞机

　　向文波喝着薏米水，一边畅谈着，这是下属给他特意准备的一种祛除体内湿毒的白色饮品，长期高节奏的工作他的身体需要调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中，他不时回忆起五六年前那段让他觉得疯狂的岁月，既刺激，又惶恐。

　　关于三一，本刊曾于2008年撰写过《三一的“重基因”》一文，对梁稳根和三一的崛起经历进行过详细描述。

　　即便是梁稳根也不得不承认，三一能有今天，向文波功不可没。1991年，比梁稳根小8岁的向文波加入到当时还只有梁稳根、唐修国、袁金华、毛中吾的团队中，成为第五个联合创始人。

　　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是，当年加入三一时，梁稳根曾给了向文波两个选择，10万年薪，或者10%股份。向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后来，梁跟向说，你的选择是对的，未来你的这个股份会很值钱，一个点至少一亿。而现实是，在三一重工最巅峰的2011年，其市值曾超过1500亿元。

　　“之所以这么选，并不是想到三一能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从朋友的角度出发，当年梁总资金紧张，而我没有生存压力，没必要要那10万块。”向文波说。

　　自1995年三一重工的第一台混凝土拖泵下线后，十几年间，梁稳根和他的“梁家军”不断创造奇迹。这期间，要数2011年最为疯狂。

　　这一年4月，三一重工的市值达到1520亿元。当年，三一重工实现营业收入507.76亿元，净利润86.49亿。三一集团的数据更加耀眼，净利润超过100亿元。

　　在历史最高市值排行榜中，三一重工排在国电电力、中海集运、南方航空等一众央企前面。同期，中联重科也以1050亿的市值入选“千亿市值俱乐部”。

　　一个月后，向来低调，极少参与行业活动的梁稳根以700亿元的财富首次成为中国大陆新一届首富。彼时，三一风光无二。

　　把三一推向巅峰的是2008年政府实施的“4万亿”。在这次刺激下，全国各地大兴土建，市场对工程机械的火爆需求成就了包括三一在内的所有工程机械制造商。

　　三一重工副总裁周万春对当年市场的火爆程度感触最深。在他看来，2008年以后的市场，足以用“疯狂”来形容。

　　作为当年三一重工的营销总监，周万春根本不用去跑市场。他的工作，只需在公司协调发货，并协调代理商关系。

　　“当年产品拿出去就赚钱，相当于找了一个印钞机。”周万春说，“那时候即使全款，都未必及时拿得到货。”

　　陈静也回忆，当年，一台泵车还在生产线上，客户就已在外面焦急等待，并且主动要求不需要调试，有问题自己承担，只求尽快交货。

　　有一次，当产品出厂后，一位客户拿了块砖头立马冲过去，照着窗户，“哐”的一声把玻璃砸碎，然后宣布这台出厂价高达百万元的“有质量问题”的搅拌车是自己的，谁也别想抢，谁也没法抢。

　　胡湘和对这个场景印象极为深刻。“当时，他已经交完钱了，所有手续也都办齐了，可能是在工厂外等的时间久了，不耐烦了，才这么做。”胡湘和说。

　　何奕恰恰是在2011年从北京产业园调回长沙，开始成为向文波的工作秘书，一干就是5年。当年三一的景象让他十分震惊。

　　除了员工宿舍很难申请到外，厂区门口的三一大道总是熙熙攘攘，大多都是穿着三一工作服的员工。最高峰时，三一的员工总数超过6万人。此外，路边还停满了各种货车，排着长队的客户正焦急地等着把三一的产品拉回家“生钱”。

　　事实上，不仅是三一，所有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都陷入了疯狂，甚至癫狂。这个市场的火爆，不仅吸引了制造业企业，甚至还吸引了白酒龙头企业五粮液杀入进来。

　　向文波说，当年整个工程机械市场有100多个品牌，如今只剩下20多个。

　　断崖式下跌

　　“调了五年，调的很深，国内市场调低了75%，真是没有想到。”梁稳根一手重重地拍着座椅扶手说。时至今日，他仍在后悔当年没能将市场风险看得更清楚些。

　　“在董事会上，大家都觉得风险控制过严的话，会错过机会，于是就把风险的阀门放松了点。”梁稳根说。

　　市场的拐点出现在2012年。

　　这一年冬天，梁稳根做出了将总部搬离长沙的决定，也由此将战火引向了“隔壁的敌人”中联重科。当时，三一内部人士称，之所以搬，系被迫之举。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十来年，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一系列“短信门”、“行贿门”、“间谍门”等事件之后已降至冰点。时至今日，中联重科在三一集团内部仍然是“禁词”，不允许被提及。

　　正当梁稳根和三一的高管们忙于“搬家”时，“寒冬”已经来临。但梁稳根和三一高管们认为，这次危机过个一两年就会好转，仍不相信会有如此大规模的调整。

　　作为营销总监，周万春或许最先感受到寒意。当年年底，回收货款成为他面临的最大压力。当初，他坐在办公室里忙于发货；如今，他不得不走出家门逐一催款。

　　“我们当时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它，断崖式下跌。”周万春说，2012年以后，三一重工的混凝土机械销售掉了80%。而在最高峰时，三一重工仅一个混凝土机械事业部的收入就高达300多亿。

　　在胡湘和看来，2014年的市场尤其萎靡，没有需求。这一年，武汉中湘和总共才卖了十几台泵车，过去一个月就能卖30台。

　　“那时候，看到一台泵车订单，就像看到天上掉馅饼一样。”胡湘和说。这一年他的公司销售业绩下滑了50%。

　　当时还担任三一法务总监的陈志超最直接的感觉是，客户违约的案子明显增多。2015年，陈志超离开法务部去了山东，成为了三一重工的一名代理商。

　　“当时公司派我去山东的一个原因也是去解决山东市场的客户违约问题。”陈志超说，“那时候，东三省一半以上的搅拌站都停工了，山东的比例也有30%~40%。”

　　2012年，三一重工的净利润缩减至56.86亿元，2013年继续萎缩，为29.04亿元，较上一年减少48.96%。2014年，净利润仅为7亿。这之后，三一重工连续三年净利润为个位数。

　　伴随销售下滑而来的是，三一裁员的消息甚嚣尘上。何奕发现，身边很多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渐渐都离开了公司。

　　2011年最巅峰时，三一总共有超过6万名员工，如今仅剩不到3万人。

　　“我们过去习惯了高增长，从来都是在招人，从来没考虑过要裁人。这个对我们心里上压力远远要大于经营上的。”向文波说。

　　三一的遭遇并非个案，当时整个工程机械市场都处于风声鹤唳，一片狼藉。上述前中联重科中层人士称，在当时那种背景下，谁也无法置身事外。

　　事实上，中联重科的业绩下滑更为严重。2014年，中联重科净利润同比下滑了91.43%。去年，该公司甚至净亏损9.3亿元。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显示，2012年，86家企业年销售收入同比下降8.16%，利润总额下降35.44%；2013年，93家企业与上年同比，销售收入又下降11.74%，利润总额下降32.56%。

　　柳工董事长曾光安曾无奈地称，“工程机械行业过去十五年，只有夏天，没有秋天。现在从夏天突然进入冬天，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三一重工近十年业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