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中国在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重要地位的作用，积极通过双边和多变体系进行汇率协调和资本监管协调，要求美国等中心国家承担必要的或者是首要的国际货币和国际资本协调义务。
　　其次，基于产出缺口快速逆转，三大产业和三大需求同步出现增速下降、宏观经济调整顺周期效应十分明显以及结构性价格上涨没有明显恶化等原因，2008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总体上应该对双紧政策进行调整，以防止中国经济重新步入以往短期小幅回落引领中期加速性衰退的顺周期调整模式。
　　基于这种规律来看，总是第一年经济放缓1到2个百分点，但是第二、第三年可能加速性的放缓。
　　刘元春指出，第一个要防止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冒进心态，充分认识目前不平衡发展战略以及外需适度下调的阶段性意义，避免外需大幅回落过程中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在保证外需一定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适度调整出口和进口的结构，需要重新审视2007年以来的各种贸易调整的力度，适当回调产业进出口率和关税。
　　第二在货币政策上，在国际游资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继续坚持以数量性格局调整为主的政策，价格性工具的启用应当根据国际利率的变动以及世界汇率结构性调整的状况进行相机决策。积极地与国际货币和国际金融协调，应当是中国货币当局的核心任务之一。消费升级和消费加速在目前是一个伪命题，财政政策应当采取中性定位，改善制度规模。
　　第三，对于价格来讲，中国结构性价格具有的国际输入性特征超越了传统的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分析框架。传统的价格制定模式不仅无法在短期解除通货膨胀的威胁，反而会抑制再生价格管制中妨碍合理的相对价格释放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化。中国价格制定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在加大国际协调，进行必要国家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干预的基础上，展开国内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
　　刘元春认为，首先要认识到食品价格上涨的特性，特别是在紧平衡条件下的超调特性，应当视为短期的现象。对于本币升值，要进行十分慎重的权衡，特别是在触动这种短期和中期的冲突上必须进行审视。
　　中国名义汇率的调整取决于国际利率和汇率的结构调整，通货膨胀因素不宜成为汇率因素的目标函数。货币政策的紧缩只能定位在预期引导的作用上，不宜进行持续的紧缩。
关键词：宏观经济